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饒公的三星堆研究
   文章来源: 本站原创 发布于 2018-2-7 15:23   已被阅读 4693 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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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圖1、筆者收藏的“蛇乃化為魚”氐人“無足”的古蜀玉雕。

  

 

  圖2、筆者收藏的“人身魚尾”氐人的古蜀玉雕。

  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對三星堆、對古蜀文明的研究似乎並沒產生應有的轟動效應。四川三星堆首次上規模的考古发掘是在1986年公布的。不多久,作為對此次考古成果的祝賀,饒公便寫出了他的專著《西南文化創世紀:殷代隴蜀部族地理與三星堆·金沙文化》。或許被重山峻岭包圍的四川盆地,未看清出現在南國上空的那一抹學術靚麗,這本書直到十余年後才由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。那時學術界論說三星堆的熱情已經退潮,雖然出版的書籍发表的論文數以百計,然而面對中外觀眾對三星堆之謎的困惑,一些蜀中學人依舊無奈,只好用“未解之謎”去搪塞全世界的嘴巴。

  其實饒宗頤教授早就是解謎人了。他對三星堆、對古蜀的研究,入木三分,獨具灼見。有路標的功能,有鑰匙的作用。他從對古代文獻的顯考著手,為探索是誰創造了三星堆文明,提供了不少的鋪路石。早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,中國大陸學術界完成首次探源工程之後,面對海外學人的質疑,探源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似乎有所省悟,提出要到古蜀,到三星堆去尋找答案。耗費巨大的第二次探源工程已經好幾年了,據說就要公布結論了。若是依舊看不到古蜀,看不到饒公的見地,恐怕對五千年以上的華夏延續文明一說,也難以在學術邏輯的框架下完整其線性敘述。

  上述預測當然只是筆者個人的以為。筆者是历史學家、考古學家嗎?非也。在下只是一個收藏古蜀玉器的七旬半翁,一個年輕時寫詩至今還愛想入非非的半罐子文化人。不過筆者在過去近十年的慘淡經營中,以炎帝為視窗,以古蜀為焦點,以古玉為證據,以祖源記憶為切入點,以祖先文化元素為指路標,以古籍中的“節點”、“熱點”和“疑點”為抓手,經過獨立思考、邏輯過濾、考古應證、民間藏品信息的補充,沿著文化交融線和民族遷徙線,去探索華夏五千年延續文明的根本和古蜀三星堆文明的來龍去脈。指出舉世無雙的古蜀三星堆文明,不是來自中原,不是來自西方,更不是天外來客,是中國上古史中炎帝文化線在蜀地的最後輝煌,是“龍的傳人”由東向西遷徙,在蜀地的空前发展。在我探索的關節中,饒公對三星堆、古蜀研究的成果,給我指引,令人清醒。

  十年磨一劍,拙作《祖源記憶:華夏五千年延續文明的根本,古蜀三星堆來龍去脈的指引》殺青後,先有原重慶市政協副主席尹明善先生的鼓勵與資助,後有四川新華文化公益基金會的首肯與促進。巴蜀兩地的攜手支持,我那本近500頁的拙作得以出版應市。吃水不忘挖井人,特作此小文,報告饒公的學問是如何哺乳筆者的認知。

  一、饒公對“三危”概念的重新界定,使我對炎帝文化交融線和民族遷徙線最終進入古蜀地的猜想,找到了古籍應照和地理支撐。

  “竄三苗于三危”是遠古中國历史進程的重大節點。危概念在商的甲骨文,在周的詩典上都多有出現,並多與古蜀的羌、氐有所關聯。以往的學者都將“三危”視為一危,將其地望指向敦煌附近。敦煌與蜀地距離萬千里,在遠古,如此博大的空間中史實若要形成互動,恐怕很難通過邏輯驗證。饒公以甲骨文上出現的多個事例為依據指出:“疑古時危方版圖甚大,危方之外,又有上危下危,合稱三危”。選堂先生還將下危的地望看到甘肅南部和青海的黃河南岸。這樣一來,我清醒了,三危非一個點,乃是“漫長一線”,我的聯想有了翅膀,可以去到《山海經》中遨翔了。

  二、饒公對“夷”概念提出了獨到的闡釋,為我對古蜀重要種姓氐人的源流探索豎起了路標。

  伴隨“竄三苗于三危”是“分北三苗”。古代中國出現“夷”概念,炎帝的種姓和文化在“夷”概念中傳承。使“炎黃子孫”的認同有了史實證明,夷與夏,炎黃子孫的血緣大混雜、祖源大整合、文化大交流。夷對夏的“不侵不叛”,夏對夷的“用夏變夷”“學在四夷”,構建出有聲有色可歌可泣的華夏五千年以上的延續文明史。

  關于“夷”的讀音,饒公認為:“與、於皆喉音魚部字,夷與同屬喻母,‘與’可能是‘夷’之對音。”選堂老的指認邏輯是,四川岷江上遊茂縣牟托村戰國石棺葬出土有陶鼎,其銘文有“與子”二字。進而,“與、於皆喉音魚部字”。對此筆者的拙作以為,饒公提出了“魚部字”,但沒將“夷”與“魚”直接掛鉤,大概“與子”有考古出處,方才將“與”“夷”間接指向“魚”。筆者乃界外之人,“牛犢”、老牛都不怕虎,斗膽提出“夷”即“魚”的轉音。“夷”概念的“魚”,已不是形而下的魚,而是形而上的魚,是炎帝後裔在“竄三苗于三危”的大時段後期,在長江中上遊地域所創新的一種祖源指向。對此,《山海經·大若西經》已有暗喻:“互(氐)有魚偏枯,名曰魚婦。……蛇乃化為魚,是謂魚婦,有互(氐)人之國,炎帝之孫,名曰靈恝,靈恝生氐人,是能上下于天”。請注意,“蛇乃化為魚”的提法,可不可以理解為紅山文化期的龍(蛇)已傳承轉化為龍山文化期古蜀的魚(夷)。

  饒宗頤教授還在甲骨文的顯考中,提供了古蜀地的“魚羌”證據。所以筆者才猜想,這些將祖源指向“魚”的夷人,在古蜀地的大渡河流域建立了氐人國,與古蜀的“瞿”地北來的羌人,構成了“蜀為氐羌國”的數千年历史。

  圖①、圖②是筆者收藏的有“蛇乃化為魚”“人身魚尾”氐人形象的古蜀玉雕作品。

  

 

  圖3、古蜀玉雕的“縱目人”。

  

 

  圖4、筆者收藏的古蜀玉雕“戴云氣冠的鳥身跽坐像”。

  三、饒公對古蜀的立“國”地點作出了新指認,對立“國”時間由商晚提前到夏,對“瞿”的闡釋為筆者全新解讀“蠶叢縱目”提供了文獻支撐。

  當今學術界的主流公認,三星堆所在的古蜀,最早的古籍記載出自《路史前記》:“蠶叢縱目,王瞿上。”後來的古籍,如《華陽國志》等則認為:第一代蜀王名叫蠶叢,長著縱目樣的眼睛。筆者以為,如是的闡釋是看不出古蜀人來自何方,源流是什麼?饒宗頤教授一反眾多研究三星堆學者的認為,將對最早的“瞿”的地望指認,由現今的川西平原,糾正為現今甘肅南部的禮縣和西和縣之間,更為重要的是,饒教授以甲骨文為據,將“瞿”指向“縱目”,指向“龍”的人格化表述的“縱目”。筆者由此推測這個“瞿”的內含延伸仍然是在表述祖源記憶,瞿地稱王的這支種姓,是以“龍”為祖源指向的炎帝族群的後裔。筆者心中有了底,才大膽猜想創造三星堆文明的主體氏族,是由東夷共工後裔由東向西遷徙而來的,那個被“縱目”符號化的“蜀”,也由山東輾轉而至。是這個遷徙完成了“龍的傳人”由東向西的傳承。所以筆者在拙作中強調,“蠶叢縱目”是“龍的傳人”的古籍表述。

  那些大量出現在三星堆青銅人面像上的“縱目”,筆者以為不是民俗的“雕題”,不是神話馬頭娘娘的“馬眼睛”,更不是缺碘導致甲亢病的“球眼外突”,縱目人的雙目縱揚,不是古蜀人的生理特征,是他們用玉雕和金屬面具塑造祖先形象時的特定藝術符號,這個符號的造型母本來自炎帝集團在紅山文化期創作的C字玉龍的縱目形象。圖③

  

 

  有了饒公這個字的指證,拙作在敘述古蜀的“柏灌”時代,即古籍上將鳥與之掛鉤的王朝;在解讀古蜀玉雕中出現的多個鳥、人合體的作品時,頓時底氣十足,意通筆順。圖⑥

  四、饒公從甲骨文中梳理出古蜀大族的族名,得到古蜀玉器上的刻文印證,明晰了古蜀史的疑點,提升了古籍對古蜀表述的史信價值。

 

  

      

 

  圖5、三星堆出土的“夔龍形額飾”青銅人面像。

  

 

  圖6、筆者收藏的“古蜀栢灌王”的古蜀玉雕。

  

 

  圖7、筆者收藏的指向“岷山莊王”的古蜀玉雕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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